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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药文化,传承本草方药

弘扬中药文化,传承本草方药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绍贵)

中药文化,肇始炎皇,源远流长。医药典籍、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均有所载;市、农、工、商,生产、经营、流通使用与新旧媒体均有创造、发展与传播;历代文人骚客多有呤咏并演译出许多传奇故事与美妙的史话;政治思想与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药学家为规范中药文化的发展,从监管、协调、合理应用等方面,尚创造发展了大量安全有效用药的制度文化,其底蕴十分丰厚。既饱含中医药学术理论渊源、学术流派、药性理论、功效表征、用药经验的总结、传承,又体现了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环境变化、用药需求、品种更替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文关怀。同时,还显现了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的商业文化。可以认为,从某种层面讲:中药文化的内涵比其他文化更为深厚和广博,更是祖国医药学中极为珍贵的瑰宝。值得从业者认真学习、研究与传播,更应在学习传承本草、方药学的过程中细心领悟,不断创新。

鄙人自担任第三批、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以来,即有心在传承内容与方式方法方面作些探询,在批准成立传承工作室后,曾就中药学术经验与中药文化传承内容提出过一些肤浅认识。今天则想借此机会就中药文化与本草、方药的传承再呈管见,错谬之处,望予批评指正。

一、本草、方药基础理论与应用中的文化渊源

本草学可谓当代所称的中药学,其基础理论或药性理论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即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有毒无毒及七情配伍、用药禁忌、剂量、用法与煎服法度的选定等。方药即方剂学的基础理论是什么,大家也很熟悉,即治法、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方药中的命名以及方剂的分类、释义、剂型、选择与煎服应用法则等。但无论本草学还是方药学的理论渊源,均源自阴阳、五行学说,更源自天文、人文学说,或者说源自中华文化和中医文化。为了解说:“书中的道理在书外,人文的道理在天文”;“站在文化的源头,用天文解读人文”,解答阴阳五行问题,我想先引述一般有关阴阳五行、四季和四气,以及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因为药物是针对人用的,而人虽然是独立之人,但独立之人并不能独立存在,人与天地、时空、万物之间存在着须臾不可分割的关系,故对药物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人,更不能脱离天地、时空与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交母,生杀之本始也,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所以说,是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基础的第一大基石。五行是指宇宙中具有木火土金水五种属性的事物和现象的运动变化,是说明事物特性和相互关系的解释性模型,所以说五行是第二大基石,也可说阴阳五行是中华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根本。我们知道,历有三种,一是太阳历,二是太阴历,三是北斗九宫历及三历合一的十二月阴阳合历。研究表明,阴阳五行学说源于太阳历(即10月历),在苗族古历中,以冬至为阳旦,夏至为阴旦,阳旦生阳,阴旦生阴。冬至夏至,是一岁之中的阴阳两极。阳旦,太阳对应于南回归线。阴旦,太阳对应于北回归线。阴旦阳旦,与太阳相关,实际是寒暑两极,是一岁之中寒暑的起始点。因为十月太阳历,把一年分为五季,五季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达,其先后顺序为木火土金水,每行72天,五行共360天。实际上是太阳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去尾数(365.25-5.25=360)一分为五的结果。五季季季相生,便演化出五行相生哲理。木行生物金行死(熟),金行生物火行熟,有一行必有相克的一行,便演化出五行相克哲理。五行生克,以自然演化解释了自然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五行与四时,名异而质同,都是季节时令的划分。太阳回归年的时间长度一分为四,即春夏秋冬四时。

有人常讲论“道”,那么“道”在哪里,我们讲“道”在天地万物之中,“道”在阴阳五行的哲理中,“道”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一些抽象符号中,“道”在奇偶数之中,道在时间、空间中,“道”在昼夜寒暑次序中……。有人认为“道”可以化为几种模式,即:①阴阳模式,可以解释天地万物以及人体的基本成分与基本结构,可以解释大至无外、小至无内两种世界的基本成分与基本结构,解释寒暑的有序变化,解释一切生生之物的生死过程,解释奇数偶数,解释韵律。一阴一阳。②五行模式,金木水火土可以解释万物的基本属性与基本功能,解释音乐中的五音和万物中的五色、五味,以及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③时空模式,可以解释物与人的变化过程与分类原因;万物的分类、土埌的分类、不同矿产、人体种种疾病的发生、不同声音、不同性质的风雨、鸟兽身上的不同纹理。④八卦模式,八卦具有无限的象征性,但首先象征的是天地、雷风、山泽、水火八种自然元素。八卦的整体性演化出天人合一及人与万物至为兄弟的哲理,并可解释四时八节、四面八方及九州的成分,解释九宫的空间结构与自然界的八面来风,以及人体、家庭的整体性与具体性。⑤圆周十二次模式,是对天体、地球及时空的定量。我们的祖先画出了黄道和赤道,而黄道、赤道均可平分成“十二等分”,地平大同样可以平分成十二等分。十二之数,可以解释一年12个月与112个时辰、人体十二经络及十二地支。下面我们先看两个表:

表一:

节气与宜忌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节气

立春

惊蛰

清明

立夏

芒种

小暑

立秋

白露

寒露

立冬

大雪

小寒

中气

雨水

春分

谷雨

小满

夏至

大暑

处暑

秋分

霜降

小雪

冬至

大寒

四时与五味

宜酸

宜苦

宜辛

宜咸

五味与五脏

酸养肝

苦养心

辛养肺

咸养肾

四时与作息

晚睡早起

晚睡早起

早睡早起

早睡晚起

四时主气

表二:

自然界

五行

人体

五音

五味

五色

五臭

五化

五气

五方

五季

天干

五脏

五腑

五官

形体

情志

五声

变动

甲乙

丙丁

小肠

湿

长夏

戊已

辰丑戌未

西

庚辛

大肠

壬癸

膀胱

那么,何谓四气,中药学中所说的四气五味与阴阳、五行及运气学说有何关系?四气者,春夏秋冬温热寒凉之气也,即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而温、热属阳,寒凉属阴;五味者,酸、苦、甘、辛、咸是也,而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亦属阴,先人们只所以用四时的主气来诠释药性,是因为《内经》和《本经》中均提出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强调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及“阴平阳秘”的基本治则。“五味”既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知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亲身体验与总结,也是长期临床使用验证的结果。《本经》明确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内经·素问》提出五味所入,即:“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味与五脏、五行、五色、五臭等均息息相通。药味不同,功效有异,如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加之与寒热温凉四气(四性)结合成性味理论,妙用无穷。

“升降者,天地之气交也”。升降浮沉的引用源于太阳运行与阴阳二气运行的四种状态,即升降出入。冬至阳气升,夏至阴气升;春分阳气出,秋分阳气入。阳气升,升于黄泉;阴气降,从天而降;阳气出,露出地面;阳气入,潜入地下。阴阳二气升降出入的圆周运行,被先贤界定在四个时令点中,决定着万物生长收藏的四种状态:即冬至种子萌,春分万物生,夏至万物长,秋分万物成。冬至夏至两个点,决定着万物的生死。春分秋分两个点,决定着万物的生成。万物的状态,会折射人体的状态,阴阳二气的升降出入,会影响脉象、五脏、经络,也决定着疾病的形成。因此说,“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是自然而然的万物之理”。

升降浮沉学说起源于《内经》,如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说明依靠清阳和浊阴有规律的升降出入,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在病理情况下,由于“阴阳反作”及升降出入紊乱,则导致“清气在下,则生餮泄;浊气在上,则生瞋胀”。针对人体升降出入机能的紊乱,自然就产生了旨在调节这种机能紊乱的药物升降浮沉学说。其基本含义是指药物作用趋向,其决定因素是药物的性味、气味厚薄、质地的轻重,以及炮制、配伍的变化。

归经之说,源于《内经》中“五入”、“五走”的记载及《伤寒论》六经辨证用药理论,后世各有补充完善,其实质含义是指药物对脏腑经络或其作用部位的选择性作用,其依据是经络与脏腑学说、药物的特性与疗效。至于为什么沿用归十二经,为什么会是六条阴经、六条阳经,是因为以每年12个月为论证经络的坐标,以十二月应十二脉,还有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不多不少均为十二,是以五脏六腑以应天道。六条阴经、六条阳经,则源于脏腑表里配属关系,如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是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互为脏腑表里。

“毒药”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异法方宜论》中,“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第二次出现在《移精变气论》:“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第三次出现在《汤液醪醴论》;第四次出现在《脏气法时论》。说明药物的有毒无毒理论,自汉代起即已同四气五味一样,成为指导临床用药的基本原则。如《本经·序例》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然后在正文中,又按药物的有毒、无毒或毒性大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但在周代以前,从《内经》等文献记述来看,是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为“毒药”的,即把有毒视为药物的特性。如《周礼·天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取毒药以供医事”之说。至于后世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日益深化,以及历代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对药物有毒无毒的涵义、标准与分类,则日至精准,各家论述或论争,十分繁多。

方剂治法的形成,从历史观点来看,它是历代医药学家通过临床实践,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深化而成,是“实践”飞跃成为医药学理论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积淀。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方剂虽有283个,但无方名和治法的内容,而《内经》则开展了治则与治法的研究。张仲景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开创辨证立法的先河,几乎在每首方剂之前,均先列出症状,或病名,或病因,然后举出治法与方剂,后世诸家提出的化饮解表、调和营卫、助阳解表、和解少阳、急下存阴、辛开苦降、化气利水、温肾利水、回阳救逆、温阳化饮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治法,都是从他创制的方剂中总结出来的。金元时期,治法有了新的进展,四大医家中,河间主火、子和擅攻、东垣补土、丹溪养阴,对“治法“的形成和发展各有贡献,特别是对吐、下、清、补诸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提出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即在张仲景的温、汗、下、和四法,结合金元四大医家的吐、清、补(养)等法而成。李东垣所创的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生脉散等名方更促进了补法的形成。升提中气、甘温除热、补气生血、益气生津、补气养阴固脱等法,既有中华和中医文化内涵,又具有临床价值。张景岳则根据张仲景肾气丸的组方结构,提出“阴中求阳”、“阳中求阴”论,并创制左归丸、右归丸等名方。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温病学派,又创立了透热转气法、清暑益气法、豁痰开窍法、辛凉解表法,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治法体系和治法学说。

方剂组方原则:君臣佐使,是引入的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建筑中的配比原则,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天子、诸侯可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内经·素问》对君臣佐使关系的描述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明代何伯斋阐释谓:“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更明确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是一味或几味药;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的药;使药是起引经报使或起调和作用的药物。历代医药家留下的经方、时方、名验方,其组成都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长期临床实践验证中,按照中华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特点和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讲究和强调君臣佐使的配比关系,既是为了平衡协调药物之间的关系,又更是着眼于平衡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其文化内涵的核心即儒家所强调的“和”。

在众多的方药命名中很多都蕴含了阴阳及五行相生相克关系,时令主气、天干、地支等内容,特别有趣的是在方药名称中出现“一”、“六”、“九”的字眼很多,如一扫光、一把抓、一枝蒿、一柱天、一粒止痛丸、一粒珠、一捻金、一正膏、一清颗粒、六一散、六合定中丸、六灵解毒丸、六君子丸、六郁丸、六味丸、六味地黄丸、六味消痔片、六和茶、六神丸、六神祛暑水、六神曲、六曲茶、九气心痛丸、九气拈痛丸、九分散、九仙散、九转黄精丹、九味羌活丸、九香止痛丸、九胜散、九一丹、九一提毒散、九龙化风丸、九华痔疮栓、九华膏、九制大黄丸、九制香附丸、九制豨莶草药酒、九粒止咳丸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为什么“一”、“九”数字使用如此多?因为“一”与“九”这两个数字源于十月太阳历,而且在太阳历中“一”与“九”表示的还是两个重要节令,即冬至与夏至。冬至点,在洛书中位置在下在北,数理在一。夏至点,在洛书中位置在上在南,数理在九。“始于一,始于九”是洛书之数,洛书是讲天文历法的。在传统文化习俗中,人们均把“一”、“九”视为大数,“一”之后可以无穷大,皇帝是九五之尊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故“一”、“九”使用尤多,至于“六”我在下面还会提到。

二、药名文化与史话

药品,有正名、别名、俗名、处方用名、原植物名,以及各民族各地区的习用名,有的一种药有20个以上名称,在众多中药用名中,均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她不仅包涵着劳动人民质朴粗俗的民间传说,亦洋溢着古今文人格调高雅的追思和遐想,更闪烁着无数医学家、药学家、养生学家无穷的智慧,演绎着道家、儒家、佛家超凡脱俗的感悟,在许多药名中蕴含着民间传说、典故珍闻、轶事趣话及诗词歌赋、哲学理念,使人感到赏心悦目、韵味无穷。

1、在单味中药用名中,有大家熟知的何着乌、刘寄奴、使君子、杜仲、徐长卿、女贞子、车前草、马兜铃、金银花、牵牛子、款冬花、百合、白头翁、防风、锦灯笼、千里光、知母、茯苓、蒲公英、怀山药、当归、夏枯草、枸杞子、曼陀罗、诃黎勒、阿片、毕澄茄、苏合香、安息香、高良姜、胡桃仁、胡麻子、巴戟天、淫羊藿、滴乳香、天麻等200多种均有着较为独特的传奇故事。在此仅例举三例如下:

刘寄奴,本是南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的名号,刘裕,字寄奴,原为东晋的大将军,公元420年废东晋皇帝而称帝,国号为宋。相传他在称帝之前,一次率兵征新州,敌军主力被消灭后,其余残部逃奔山林,刘裕带领部下追赶,被一条巨蟒挡住去路,刘裕即张弓搭箭,射中蛇身,蟒蛇中箭逃跑。次日,刘裕带兵到林中继续搜查敌军残余,忽然听到有悄悄的说话声和杵臼之声,士兵循声寻去,只见数名青衣童子正在捣药。士兵问其原因,小童子答道:“我大王昨日被刘裕利箭所伤,我等捣药为他敷伤。”士兵将其情回禀刘裕,刘裕觉得此事定有原因,便亲自前去询问。他问童子:“你们为何不杀刘裕呢?”童子回答说:“刘寄奴是未来的皇帝,不能杀他。”刘裕怒叱青衣童子,童子丢下药逃走。刘裕命士兵将草药带回,并用这种药治好了许多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那时,人们都不知道这种草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刘裕射蛇而得的药,故将此药以刘裕的字号寄奴命名。

蒲公英,相传古时洛阳城有位千金小组,名叫公英,她不但长得美貌惊人,而且贤慧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因患奶疮(乳腺炎),红肿热痛,异常痛苦,便找了个游医诊治,那游医见姑娘长得美丽,顿生邪念,乘诊断之机,肆意调戏。姑娘忍无可忍,打了他两个耳光。游医因未能得逞,便造谣说公英姑娘未出嫁就患了奶疮,有伤风化。公英听了十分气愤,但奈于自己是个女孩子,有口难辨,于是悄悄走到河边,投河自尽。这时,正巧河边有一蒲姓老渔翁在捕鱼,见姑娘跳河,便跳下抢救。老渔翁把姑娘救下后安排在自己家中,让女儿看护。在弄清姑娘投河自杀的原因后,便让他的女儿蒲英去后山采来一种草药。老鱼翁亲自将草药捣烂,让姑娘敷在患处,连续几次,姑娘的奶疮便痊愈了。后来,公英姑娘便将这种草药栽种在自家的屋前房后。为了表达对老渔翁的救命之恩,便把这种草起名为蒲公英。

山药之名,从古至今变化尤多,《神农本草经》以薯蓣为正名,并列为上品,后因以河南古怀庆府地区奉为道地药材,故呼怀山药、淮药。《吴兴掌故集》云:“山药本名薯蓣,以山地为宜,故名山药。但《本草衍义》谓:因唐代宗,名豫,故避讳改为薯药,后又因宋英宗讳曙,遂改为山药。

2、在中药方剂与成药用名中,有六一散、九分散、九一散、九华膏、九圣散、六合定中丸、左金丸、戊己丸、左归丸、右归丸、二至丸、两仪膏、理中丸、鸡鸣散、碧玉散、大补阴丸、天王补心丹、百合固金丸、龟鹿二仙膏、安宫牛黄丸、五积丸、越鞠丸、逍遥散、玉屏风散、泻白散、铁笛丸、无极丸、紫金锭、卧龙散、诸葛行军散、更衣丸、四神丸、白虎汤、四逆散、都梁丸、二妙丸、八正汤、黄龙汤、济川煎、八珍丸、四君子汤、六君子丸、三才封髓丹、五子衍宗丸、缩泉丸、涌泉散、麒麟丸、飞龙夺命丸、生化丸、小金丸(丹)、一捻金散、万应锭、阳和解凝膏、归脾丸、金水宝、正天丸、三金片等无不寓意深刻,文采浪漫,发人深醒。

所谓六合定中丸,即将人体喻天体,天体有六合之说,人体内的小环境有如天体的大环境,且十二经脉中阴经、阳经表里六对组合,更有气、血、津、液、精、脉等六气;定中者,即重在安和平定脾胃,方用藿香、赤苓、苏叶、厚朴、枳壳、甘草、香薷、桔梗、麦芽、扁豆、木瓜、谷芽、山楂、檀香,另加姜、枣入煎,主要用于中暑挟湿。

戊已丸,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用黄连、吴茱萸、白芍各5两,主治脾湿泻利、饮食不化,方名引入十天干的戊己,并引入五行方位中央戊己土,对应脾胃,因脾胃居中而属土。

左金丸,出《丹溪心法》,用黄连6两、吴茱萸1两成方,用于治疗肝火犯胃证。因黄连既能清肝火,又能清胃热,故重用为君药。但本方证的病位主要在肝,故又少佐辛热而入肝经之吴茱萸,一以疏散火郁,二以制约黄连过于苦寒之性。汪昂在评论左金丸时指出:“心者肝之子,故用黄连泻心火为君,使火不能克金,金能制木,则肝平也”,因此名为左金丸。

济川煎,见于《景岳全书》,方用当归、牛膝、肉苁蓉、泽泻、升麻、枳壳,功在温肾益精、润肠通便,意在寓通于补,寄降于升,取名“济川”,乃济助河川以行舟车之义。

三才封髓丹,方出《卫生宝鉴》,方用熟地黄、天冬、党参、黄柏、砂仁、肉苁蓉、炙甘草。功在滋阴、养血、固精髓。因天冬、熟地、党参(古时党参、人参不分)三药以应天、地、人,故名“三才”封髓。

两仪膏,用熟地黄、党参二味,则取一阴一阳,气血双补而以成名。

安宫牛黄丸,为凉开剂,出自《温病条辨》,方用犀角、牛黄等11味药,并以金铂为衣,用于热邪内陷心包或痰热壅闭心窍证,使热邪清、痰热除,心神方能安居其“宫”,故以“安宫”为名。

玉屏风散,方用黄芪、白术、防风,补中寓散,散中有补,益气实卫,固表止汗,用之犹如御风的屏障,珍贵如玉,故有是名。

缩泉丸则取类比象,以膀胱类水泉,用乌药、益智仁二药温肾气不足、膀胱虚寒、气化失司之尿频遗尿。

左归丸、右归丸之分,是因肾有二说,左者为肾,主藏精、主水,右者为命门,主火,系生命之关键与根本,命门之火体现肾阳的功能。故取熟地、山药、枸杞、萸肉、菟丝子、龟胶、鹿胶,填精补肾,“有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之功”,故名之左归;更取熟地、山药、萸肉、枸杞、鹿胶、菟丝子、杜仲、当归、肉桂、附子等,温补肾阳,兼益精血,以“益火之原,而培右肾之元阳”名之右归。

饮誉一时的金水宝,被认为是当代拟名科学合理的的制剂,因所用发酵虫草菌粉具有补肺保肾,秘精益气之功,而肺属金,肾为水脏,更取金水相生之义,故受到了许多中医大家的赞赏。

三、中药诗、词、呤咏与对联、民歌、谜语及趣话。如晋代郭璞所写的《款冬赞》“吹万不同,阳煦阴蒸,款冬之生,擢颖坚冰,物体所安,焉知涣凝”。大家知道款冬药用其花蕾,在花未出土时破土采蕾。她藏于土而不显,出于泥而不染,居于冰雪而不畏严寒。唐代杜甫在《咏丁香》时所作的“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遮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诗人开篇就说“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那些百结的花儿是枝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哀婉、愁怨、惆怅的情愫让那花变得沉重吗?丁香的确是一种婉约的美丽植物。细叶浮毛、疏花素艳。轻盈、高洁、冷艳,天生有一种自然颤动的风韵。诗中说丁香之芳可与兰花媲美,其中也寄寓了诗人深重的情思。能与空谷幽兰相提并论,那自然也是一种高境界的花了。唐·白居易的《咏菊》:“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拆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是咏秋菊兼有烈士与高士的两种品格。晚秋时节,斜阳下,矮篱畔,一丛黄菊傲然开放,不畏严霜,不辞寂寞,无论出处进退,都显示出可贵的品质。当然也隐喻了高士遗世独的情怀。清代·赵瑾叔所写的“葳蕤”诗:“女萎相混义传讹,兔鹿俱尝此草过。玉竹比来如节密,冠缨垂下见须多。风温湿注功能奏,消渴劳伤病悉瘥。喜遇仙家常服食,华佗秘诀告樊阿”;“巴戟天”诗中则云:“巴戟连珠出蜀中,不凋三蔓草偏丰。煮和黑豆颜面堪借,恶共丹参惜不同。治气疝颓俱伏小,固精阳事独称雄。劳伤虚损宜加用,上下还驱一切风。”

在词曲中,如辛弃疾给妻的书信《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堂。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

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催熟,地老菊花香。诗人以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黄、黄柏、桂枝、苁蓉、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常山、轻粉、粉黛、独活、续断、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菊花等20余味中药名搭配在一起写了这首词,活龙活现地刻画出了一位贵妇人的形象,把一个深锁闺中的妇女,在战乱年代夜阑更深之时,独守空房,思念远离家乡,征战在沙场的丈夫那种悲切凄凉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还有现代·李保国的《西江月·丁香女》:“前面槐花树下,丁香貌若天仙,不施花粉逗人欢,更有茴香作伴!貌似牡丹带雨,容如芍药笼烟;砂人一见直垂涎,暮想朝思苦恋。”这首词含槐花、丁香、花粉、茴香、牡丹、芍药、砂仁、苦楝八种药名,写出了一对情人的初恋经过,颇具感染力。

中药谜语的底蕴、情趣,更令人遐想联翩,如“五月将尽六月初,二八佳人把窗糊,丈夫外出三年整,捎封书信半字无。”隐喻半夏、防风、当归、白芷。还有“一株空心树,独生东篱边,病入膏盲久,九死一生还。”隐喻木通、黄花菊、没药、独活。

还有用中药名写的情书,据载清末时,江南某地有位闺中少妇思念在外地经商的丈夫,则别出心裁,将十二味中药名嵌入信中,经其轻轻点染,借题发挥,表达了她哀怨忧郁的恋情,其书为:“槟榔一去,已过半夏,豈不当归耶?谁使君子,寄奴生绕它枝,令故园芍药花无主矣。妾仰望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来了白芨书,茹不尽黄连苦!豆蔻不消心头恨。丁香苦结雨中愁。人生三七过,看风吹西河柳,盼将军益母。此情此景,何等逼真。

四、道地药材的文化承载与鉴别特征的生动表述

1、何谓“道”,“道”是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域的名称,在唐代相当于现在的省,清代和民国初年在省的下面设道,甚至包括某些国家行政区域的名称。“道地”是来自民众的通俗语言,多指有名产地出产的物质,人们将“道地”二字与药材联系起来后,则出现了“道地药材”之说,并在广泛久用后将其作为总体药材质量控制的一种办法,成为古代药材标准化的概念,成为评判货真质优,进行中药质量控制中独具传统特色的综合标准。出现了一药一道地,如秦归、川连;一药多道地,如川麦冬与杭麦冬、杭白芷和川白芷;亳菊、杭菊、怀菊与川菊等。其形成依据,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临床疗效的长期验证,更有人们口耳相传与文字的广泛传播。

“道地药材”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本草品汇精要》(1505年),每种药物项下专列“道地”条目。此后,汤显祖所著《牡丹亭》(1598年)中有“好道地药材”一语。从道地药材被吸收为文艺语言,可见“道地”的概念在当时已相当普及,深得群众赞誉。我们知道,道地药材的成因,一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药物资源,携带着无数自然、地理、化学信息,有人说她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天书”;二是有成熟的农业技术为基础,因为许多道地药材都是由野生变为家种家养的,如桃仁、芝麻、当归、地黄等,有的甚至尚未发现其野生种的祖先,如川芎、三七等,说明其品种培育历史相当久远。《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著作中,均载有很多中药的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等知识。以农立国和以农桑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为培育道地药材积累了丰富经验;三是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及其理论的指导与几千年的用药实践的积淀,在自然界存在着数以许多万计的植物、矿物、动物及其加工品,许多神州大地上有的物种,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也有,但在国外的众多物种,至今并未成为“道地药材”,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及其理论指导。然而,许多外来物种特别是许多原产外国的药物,在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过程中传入我国,在发现和发展了医药用途。或引种成功后,成为常用中药,如红花、木香、冰片等;四是许多药物的出现,更掺杂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如神曲、湘曲、建曲、半夏曲、百药煎等诸多微生物发酵中药,以及青黛、霞天膏、阿胶、百草霜、龟胶、鹿胶等与吃穿用相关的道地药材,此类“道地”主要体现在工艺技术上的讲究。

《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即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巴戟、蜀椒、蜀漆、蜀枣(山萸肉)、秦椒、秦皮、吴茱萸、阿胶、代赭石(山西代县)、戎盐等,而巴、蜀、吴、秦、东阿、代州均是西周前后的古国名或古地名。《内经》则从理论上阐明道地药材的意义,指出:“岁物者,天地之专精也。非司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神农本草经集注》提出:“黄连以出蜀郡黄肥坚者善,当归出陇西无枯者善”,不仅首先提出了产地的质量标准,而且加上外观标准,用双指标以判别优劣。《新修本草》对道地的论述更为精辟,“窃以动植形生,因方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千金翼方》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特别强调“用药必依土地”,更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药材”术语奠定了基础。但药材的道地,古今以来随着环境气候与物种的变异,以及经济、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的日益便利、用药习惯的变化与用药需求的扩大,“道地”亦有所变迁。既有一脉相承,古今皆为同一道地的,如古代所讲的秦归与陇西的当归,当代仍然认定为甘肃氓县所产的小氓归;也有为了满足需求,道地由少变多的,如人参由上党参发展到党参与辽参并存,再发展到辽参与新开河参、石柱参;麝香由益州、壅州扩展至商州上洛郡等30多个州郡,当代又发展至青海、西藏;还有因精益求精,使道地变少的,如地黄曾有陕西、江苏、浙江多处为佳的说法,但至明代李时珍时形成“今人惟以怀庆地黄为上”的定论;也有因质量稳定,虽时移物易,但独亨盛誉的,如山东东阿阿井水煮熬成的阿胶,一直为国内外公认;更有坚持新陈代谢,择优而用的,如《千金翼方》记载道地药材的有133州,但至《证类本草》时已有72州不再提及,相反另有83州道地产区被记入书中。“芎 ”,汉代产于武功,梁代时用历阳所产,唐代则重视秦芎,现代则以川产者为贵,并更名川芎。“紫草”,古代用硬紫草,如今用新疆紫草,即软紫草;黄连,历史上曾一度习用浙产黄连,但如今则根据肯定否定、此非彼是的原则,仅将浙产者视为“土黄连”,而“川黄连”的道地地位被重新确立;还有各家学说,多种同时并存的,如白芷,《名医别录》仅载产河东(今山西夏县),其后陶氏又述用近道所出(江浙地区),但未言道地;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以“泽州吴地”为道地,清末陈仁山提出“产四川为正”。进入近现代后,白芷道地处于“祁、禹、川、杭”不分上下的多中心状态;有的经引种驯化,道地消失,如杜仲原产江南,尤以四川、贵州为最,且为我国特产,后来逐步北移,华北等地已有杜仲栽培,质量与道地无异;再如木香,在东汉永昌府(云南保山附近)进贡,至明代仍由“昆仑及广州舶来”。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丽江、鲁甸试种,经过90余年的探索,产量、质量均已过关。我国也由木香进口国变成出口国,“广木香”的道地名称已为“云木香”所取代。

2、药材道地变迁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前面已经提及的自然地理条件改变,如5000多年的气候变化,沧海桑田的巨变,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居民,从几百万繁衍到几千万再到现代的几亿和十几亿,增加了无数个数量级,由此引起了综合生态效应的剧变。很多珍贵的道地药材的产区也一再发生改变,其中尤以犀牛产地的南移最为突出。据《名医别录》记载,至少汉代川西和滇西是生产犀角的。而且《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进贡犀角的地区有津州津阳郡、郎州武陵郡、鄯州平西郡、邵州邵阳郡、黔州黔中郡、辰州卢溪郡、锦州卢阳郡等11个州郡,至《宋史·地理志》所载进贡犀角的州府仅有宝庆府、邛部州二处了,明《本草纲目》尚云滇南、交州出犀角,至清末则完全依赖从金边进口。以地理条件而言,黄河流域的气候和植被自然条件变化最为剧烈,原产人参、甘草之地被迫北移或西迁。二是过度开采,资源枯竭,如甘肃野生大黄几乎绝迹。三是战乱等社会因素。四是临床选择。五是产区经济结构,五是著作者的知识结构等。

3、道地药材集散地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产地、交通等自然条件外,亦与经济、文化交流有关。我们讲卖药即“散”药,有“散”必有集。一般来说集散地的形成大概与以下因素有关:①当地药材资源相对丰富,或离原产地较近,如安国的祁木香、祁白芷;禹县的禹南星、禹白附;四川江油产附子,灌县产川芎;张家口四周盛产麻黄、甘草、黄芪等;②名医与药王的影响,如河北安国,古称祁州,因药业兴盛而闻名于世,传说是东汉刘秀部下二十八宿将之一的邳彤,因其爱好医学,重视药业,一度成为燕赵一带医药界的领袖人物,死后安葬于安国南门外,后来药商将他尊为“精神领袖”,至明代永乐年间正式筑起面积达3200平方米的药王庙,并有张仲景等十大名医塑像,清代乾隆年间由丞相刘墉亲书“药王庙”巨匾,以致成为著名的药都;河南百泉的药王庙,所尊“药王”为神农氏、长桑君和孙思邈。河南禹县也建有药王庙,自古是商业中心,成为“天下之名都”,明洪武元年朱元璋昭令全国各地药商集结;江西樟树成名,一是得益于镇南道家名山“阁皂山”,相传山上洗药池为葛洪所建,二是得益于镇上“药王庙”的影响,这里所尊的药王是孙思邈,每年农历428即孙氏生辰之日举行药材庙会;安徽亳州是名医华陀的故乡,建有华佗庙,凭借华佗的名声和华佗庙成为那里集散地的号召力。除此之外,则是便利的交通条件、集市庙会的群众基础,以及药材加工业的兴起。

4、药材集散地的分级,药材集散地有初、中、高三级之分。初级集散地,多位于交通要道,如老河口(汉水上游);岩口镇(甘肃文县东南部、白龙江岸边);打箭炉(四川大渡河畔,即康定县城);刷经寺(四川阿坝红原县南部);独石口(河北赤城县北部,为长城要塞之一);张家口(河北西北部,是蒙、汉两族人民的重镇)。中级集散地,一般以省为界,如河南的安阳,安徽的安庆,湖北的荆州,四川的宜宾(即叙府)、雅安,河北的邯郸,甘肃的武都、天水,辽宁的营口,云南的大理,浙江的金华、兰溪,广西桂林,湖南衡阳,陕西汉中等。也有以加工技术见长的,如山东菏泽、济宁,以加工柏子仁著称;浙江合溪加工乌梅;江苏南通、泰兴加工蟾酥,均有独到之处。高级集散地,则采、种、制、用功能齐全,集散量大,交易活跃,但不一定是省会首府,如安国、樟树、百泉、禹县等。其分布:一是沿江集散地,如宜宾、重庆、万县、云阳、奉节、沙市、武汉、安庆、铜陵、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二是近海集散地,如临江、大连、营口、天津、烟台、上海、杭州、宁波、温州、泉州、广州、北海等;三是古道沿线集散地,如河南境内的禹县、百泉、马山口。丝绸之路:如西安、宝鸡、天水、陇西、临夏、张掖、兰州、西宁(善城)、乌鲁木齐、伊宁等。四川江油、灌县→成都、重庆;四是长城内外集散地;如山海关、锦州、赤峰、张家口、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包头、武威;五是现代交通线上的集散地。为了竞争和垄断市场,在药材行业借同乡或同行联合起来的团体有祁州十三邦,即关东邦、京通卫邦、口邦、山西邦、陕西邦、怀邦、广邦、川汉邦、山东邦、亳州邦、禹州邦、彰武邦、宁波邦。还有河南禹县十三家中小药邦联合起来向大药邦抗衡,组建的十三邦会馆,分别是药行邦、药棚邦、甘草邦、茯苓邦、党参邦、宁波邦、老河口邦、祁州邦、陕西邦、四川邦、汉邦、怀庆邦、江西邦。还有申邦即上海邦。

历史上的四大药市,一是河北安国,地处南北驿道线上,被称为“药都”,有赖于本地适于栽培的多种道地药材,如祁木香、祁白芷、冀州虎掌)和具有精细的加工炮制技术,如百刀槟榔、蝉翼半夏、云片鹿茸、磅制犀角等至今享有盛誉。二是樟树,即江西清江县樟树镇,相传因盛产樟树得名,亦有药都之称。自三国时期建“药圩”开始从事药材生产、加工炮制,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至明末清初,樟树药业发展极为兴盛,所谓“48家药材行,还有三家卖硫黄”;“药不过樟树不齐,药不到樟树不灵”的说法。并以其精谌的饮片切制技术为特色,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樟树邦”。“白芍飞上天”,“槟榔不见边”,“半夏鱼鳞片”,“桂枝瓜子片”,“肉桂薄肚片”,“黄柏骨排片”,“甘草柳叶片”,这些都是体现切制技艺的真实写照。三是百泉,位于河南辉县县城西北,苏门山南麓,依山傍水,泉流百道。这里原是佛教佛徒的活动中心,公元7世纪初年,即建起了“卫源庙”,兴起庙会交易,康熙57年建药王庙,其时“商贾云集,南北药材具备”,与安国、樟树相比,别具特色。四是禹县,地处中州,是古之“天下名都”,随后虽名不及安国、樟树、百泉,但其道地药材和独具风格的加工、包装技艺却饮誉业界,一颗槟榔切出270片,称作“小禹州药刀”。进入近代和现代,全国性的大的药材市场逐渐增多,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国家医药管理局正式批准的即有17大药材市场。但这17大市场有的发展迅速,有的缓慢,甚至衰败,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而其缺乏文化依托与传播可能还是重要原因。

5、中药性状鉴别特征的生动描述及所蕴含的人文情怀更是丰富多彩,斑斓耀目,如形容松贝特征的“观音座莲”和“怀中抱月”;优质三七称“铜皮铁骨狮子头”;“龙头凤尾”指用幼嫩铁皮石斛做成的“枫斗”,呈扭曲螺旋状,通常有2~4个旋纹,茎基残留短须的称“龙头”,茎梢较细的部分称“凤尾”;见“龙头虎口”、“方胜纹”、“念珠斑”、“佛指甲”之述时,则会令你想到药用的一种毒蛇;有“狮子盘头”之誉的应为西党参;“三节芦”(圆芦、堆花芦、马牙芦)、“珍珠疙瘩”、“枣核丁”、“雁脖芦”均为野山参的特征;“穿蓑衣”指藜芦顶端残留的棕毛状维管束;“戴斗笠”指禹州漏芦顶端残存的叶柄维管束;穿“黄马挂”的应为高丽参;能“玉带箍腰”的应是杜鹃兰(毛慈菇);炉贝表面深黄色斑点被视为“虎皮斑”;“金心玉栏”或“金井玉栏”,多指药材横切面皮部白色,木部黄色,典型者如桔梗;“缩皮凸肉”为正品山奈;“云锦花纹”或“云朵花纹”多见于首乌的横切面;还有“车轮纹”(防已)、“菊花心”(黄芪、甘草、防风)、罗盘纹或同心环(商陆)、锦纹(大黄、槟榔)、朱砂点(生晒术、苍术),以及鸡爪、过桥、螺旋纹、沙眼、扒耳、芝麻点、通天眼、银皮、乌金也、邦骨、凤眼、浦汤花、清水货等等,让人们记忆深刻,见文如见物。

五、《本经》、《纲目》等本草著作中药文化的辉煌闪现

1、《本经》即《神农本草经》,他与《黄帝内经》、《伏羲八卦》并列为上古“三坟”,亦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据学者考证其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许多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既是药学成就的结晶,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者们宁肯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外,更多的可能还是对创造、发明农耕医药始祖神农尝百草、治病救人的伟大义举的纪念。所用“本草”二字,最初出现于《汉书》,有“本草侍诏”之谓,书名本草,后世理解为以草木为本之意。收载药物365种,是为以应周天之数。其分类计上、中、下三品,并说上药120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120种为臣,主养性以宜人;下药125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引入天、地、人三才者的概念。在该书的序例中,根据天文历法、四时主气、阴阳、五行、五色、五味所入、经络、脏腑等学说,对中药药性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等进行了明确叙述;对药物产地、采收、真伪新陈、加工炮制、制剂、配伍、禁忌、服法等用药原则问题,也都作了简要说明;对各药的记述除性味、有毒无毒、主治等项外,还记述了异名、产地,以及170余种疾病名称,总结了公元2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治病用药经验,并把经验上升到了理论阶段。

在《本药》面世的同时或前后,尚有《桐君采药录》(桐君传说为黄帝的臣子,此书是一部专供采药用的植物专著);北齐徐之才的《雷公药对》;华佗弟子李当之所著《李当之药录》,以及弟子吴普所著的《吴普本草》。《吴普本草》广泛收集了早期的各家著述,补充了《本经》的内容,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后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破坏,本草学又出现了三品混揉,冷热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医家不能备见,故陶弘景在40岁以后辞官,一方面研究道家养生之术,一方面想以医药济世救人,写成《神农本草经集注》。由于陶氏自幼好学,学识渊博,不但深明阴阳、五行、山川地理、医术本草等,而且精通天文历法,能尽圣人之心,故在《本经》基础上再增药365种,合为730种,并以朱、墨文字为别,首创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有七类自然分类法,重视道地药材和采集加工炮制,系统总结了近6个世纪的药学成就,在本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代,我国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对外交通及贸易发达,医药学术迅速发展,外来药物日渐增多。唐高宗显庆二年,确定由长孙无忌、李力领衔,组织苏敬、辛茂将、许敬宗、孔志约等24人编修本草著作,显庆四年成书,即《新修本草》,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药典,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图文并茂,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的法典效应,又体现了《本经》以来的文化传承,成为医学生必修课程,并很快传到了日本等国。《新修本草》之后又先后有甄权编著的《药性本草》(又名药性论)、《千金要方·食治》、孟诜的《食疗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李珣的《海药本草》,以及韩保升等编辑的《蜀本草》。至北宋时期,社会又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特别是印刷术改成活字版,为各类书籍出版创造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文化和医药的发展,刘翰、马志等受命编成了《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年间又由僧人辑成《日华子诸家本草》(亦名大明本草)。嘉裕年间,掌禹锡、林亿等又受命编著《嘉裕补注神农本草》(又名嘉祐本草);太常博士苏颂等于公元1061年编成《图经本草》;公元1092年四川陈承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并附以古今论说及自己的见解;后来,川医唐慎微,则广泛收集民间验方,以及各家医药名著中所遗漏或述之未尽者和经史传说、佛书道藏各类书籍中有关本草学知识,整理编写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此书不仅切合实用,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古代方药的文献,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其功莫大焉!唐氏之后,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参考事实,核其情理,援引辨证,发明良多,东垣、丹溪诸公多尊信之”,特别是朱丹溪尚著《本草衍义补遗》一书;更有张元素著《珍珠囊》,“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金元四大家李东垣著《用药法象》,其再传弟子王好古著《汤液本草》,使药性理论大大充实;元·忽思慧著《饮膳正要》,详记各种食疗食物的烹调和制作方法,成为当时饮食疗法的经验总结;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等编著《本草品汇精要》(亦称弘治本草),全书42卷,收药1815种,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等部,每部下再按上、中、下三品分类,每类的叙述再分为24条;名(记别名),苗(生长过程及形态特征),地(产地),时(采收时间),收(保存方法),用(药用部分和筛选方法),质(质地与形态),色(生药的颜色),味(药味),性(药性),气(厚薄、阴阳、升降),臭(分腥、膻、香、臭等),主(主治),行(即归何经),助(作为何种药物的佐药),反(与何药相反),制(炮制),治(治疗效果),合(配合应用),禁(用药禁忌),代(代用品),忌(配伍禁忌),解(可解哪些毒),赝(真伪鉴别)。至明万历24年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问世,全书52卷,约190万字,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2类,收药1892种。《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对矿物学、化学、动植物学及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巨大贡献,它不仅促进了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世界药物学的进展。在国外翻刻30余次,并于1606年传入日本,先后被译成打丁文及法、德、英、俄等国文字,流传于各国。当时的文坛巨匠王世贞为其作序,先以作者的口吻,肯定其“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则著数言……”;“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删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然后以阅后感加以评介说:“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并说:“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观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篆,臣民之重宝也。”江南按察司按察史长洲张鼎思在重刊《本草纲目》叙中说:“得其精者,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济世,庶几神农氏之风乎。而达者观之,则可穷万物之,可以识造化之妙,而见天地之心,则多识固其余矣。”李时珍用30年时间,考摘800余部书籍,其中引经史百家书目440余家,如易经注疏、诗经注疏、尔雅注疏、尚书注疏、礼记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孔子家语、周礼注疏、礼记注疏、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战国策、斑固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武故事、沈约宋书、王隐晋书、李延寿北史、魏征隋书、蜀王本纪、欧阳修唐书、柳宗元传、唐武后别传、太平广记、张华博物志、华山记、嵩山记等等,莫不为文史、传记之类的著作,说明李氏著作中不仅蕴含着闪光夺目的医药宝藏,而且凭借和闪现着中华文化的无限光辉,把我国本草学的发展插向了兴盛时期。在此之后,还有地方性的本草著作《滇南本草》(蓝茂著);陈嘉莫的《本草蒙荃》;倪朱谟的《本草汇言》;缪希雍的《本草经疏》、《炮炙大法》。至清代赵学敏,书考600余部,求访200余人,著成《本草纲目拾遗》,此书不仅增加了《本草纲目》遗漏的品种,而且对《本草纲目》中已收载的药物,其中治疗未备或根实未详译者,也详加补充,对其欠妥或错误之处加以订正。书中引用《白猿经》制造射罔膏的方法,以草乌为原料,经反复提炼,最后得出晶体如冰片状……取用上箭最快,至身走数步即死,这种物质就是乌头碱,其成就比吗啡的提取还早了200多年,尤其对石斛、白术等生物界物种演变的细心观察和研究,比英国达尔文的“植物在驯化下演变的观点还早100多年。赵氏之后,清代流传较广的本草著作,还有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黄宫绣的《本草求真》。有人统计,自汉代至清末,各个时代都有它的成就和特色,但都有其学术和文化传承的发展,而且日渐繁富,现存的古本草书籍在400种以上,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更使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中医药教育、科研、医疗日益兴盛,学术研究日益深入,中医中药文化得到了较大弘扬,各类本草著作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篇幅之巨大、载药数量之多,已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以术载文,或以文载术的精美之作更是层出不穷,商业性的中药文化色彩充斥着各类传媒,更令人目不暇接。

各位同仁,文化是需要不断学习、研究、不断弘扬、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的先导和征服作用是很大的,以西药为例,从利益渗透开始到意识上的认同所经历的时间是不长的,开始美、英等国借助教会和教会医院的免费医疗,宣传、普及医药知识,使国民了解、认同或归附,使西药的应用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直到当前国际上的很多大公司仍在借助文化的平台大力推进。所以最近有人讲:文化是可以经营的,文化需要智慧予以发挥和大力传播。文化是一种迷人的动力,文化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最能吸引注意力的巨大资源。作为新时代的中药人,理应为中药文化的传承、弘扬、创造、发展有所贡献。